多語主義與多語意識的實踐：北歐國家如何融入在教育裡

文：胡庭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系語言學碩士生）

在芬蘭交換期間，我參與了于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JYU）與在地中學合作的「共創式公民科學專案」，實際走進國中課堂，帶領中學生以公民科學家的身分探索多語相關議題。結束後，團隊成員帶著學生們的研究成果前往挪威，參與 FORTHEM 多語主義實驗會議（FORTHEM Multilingualism Lab Meeting）。本文將分享我在北歐教育現場，對教育與多語主義實踐的觀察及反思。

背景：共創式公民科學專案（Co-creative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位於芬蘭中部，距離赫爾辛基約三至四小時車程。該校成立於1966年，前身是1863年創辦的芬蘭第一所以芬蘭語為教學語言的師範學院，是芬蘭教育的搖籃與推手，深厚的教育傳統，也讓JYU在推動教學創新與教育研究上長期扮演關鍵角色。

其中，共創式公民科學（Co-creative Citizen Science, CCS）教育研究計畫，自 2020 起由 JYU 與在地的 Mankola 國中合作推動，讓國中生與大學生／研究生共同參與研究，中學生以公民科學家的身分，主要負責研究的每個階段，從選題、資料蒐集、分析，到成果展示，而大學生／研究生則是從旁協助，陪伴完成研究歷程。

2025 年的專案模式首度擴大國際參與，邀請來自不同國家的大學交換學生與學位生走進芬蘭中學課堂，與學生共同完成研究。以「多語主義與語言學習」為核心主題，聚焦青少年在日常生活與數位環境中如何接觸、理解與使用不同語言。

專案過程：課堂觀察語引導

2025 年的計畫核心是「多語主義（Multilingualism）」。研究題目完全由 Mankola 學校的學生主導，展現出青少年對當代議題的敏銳觀察，包括：社群媒體中的語言呈現、表情符號（emoji）的跨文化理解、如何讓語言學習變得有趣、跨世代縮寫詞的使用，以及AI（如 ChatGPT）在語言學習中的角色與影響等。

作為大學端的國際引導員，我的任務是協助學生將初步好奇，轉化為具體可行的小型研究計畫，例如釐清研究問題、設計資料蒐集方式，並在過程中提供回饋。這個過程讓我能夠實際觀察芬蘭教育現場，反思教學、語言與研究之間的關係。過程中，語言隔閡確實帶來挑戰。研究討論多半以英語進行，學生對英語表達的猶豫，加上我不熟悉芬蘭語，一度讓我感到自己被排除在討論之外。然而，在國中英語教師的協助下，加上學生課後高度的自主性，各組最終仍在時限內完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成果發表：從芬蘭教室走向挪威會議

專案結束後，團隊不僅整理了學生的研究發現，也彙整了中學生與國際引導者在過程中的觀察與反思，作為後續對外分享的基礎。這些第一手資料隨後被帶往挪威，於 FORTHEM 多語主義實驗室會議中進行交流。

為了更生動地呈現過程，我特別製作了一份小組專案手冊， 關注的重點並不是研究結果，而是這個專案如何在真實的教育現場中被實踐，特別是以國際交換生的角度去看。我最深刻的體會是芬蘭教育對「自主性」的高度信任。當研究主題與生活經驗產生連結時，即使研究過程具有挑戰性，學生仍展現出一定的動力。許多任務並非在課堂時間內完成，而是延伸到課後作為自主作業，從最終發表的成果中，我能清楚感受到學生在課堂外付出的努力。這種將責任從老師移轉到學生身上的教育模式，正是自主學習最真實的模樣，而我也不斷在這過程，重新定義學習與研究的邊界。

國際研討會：多語主義與教育

作為 FORTHEM 聯盟成員之一，JYU 長期與歐洲多所大學推動跨國合作。2025年的「學校與高等教育中的多語主義實驗室」會議（Multilingualism in School and Higher Education Lab Meeting）於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挪威阿格德爾大學（University of Agder, UiA）舉行，討論焦點集中在多語主義在教育政策與社會正義中的角色。

在語言政策的討論中，與會學者指出，語言規劃不應只追求使用人數的成長，而必須同時考量學習資源是否公平分配。Dave Sayers借鑑經濟學概念提出「甜甜圈語言政策模型」（Doughnut Language Policy），強調語言政策須在「社會基本需求」與「環境資源上限」之間取得平衡。以英國的威爾斯語復興政策為例，政府提出在 2050 年前培養 100 萬名威爾斯語使用者的目標。然而，若政策過度強調語言能力的達成，而忽略學習資源的分配，對於成長於英語環境、較少接觸威爾斯語的族群而言，語言反而可能成為進入教育或公共服務的門檻。因此，在推廣少數語言的同時，必須提供足夠且平等的學習支持，讓語言成為一種「加分的能力」，而不是造成排除的「生存障礙」。

會議也指出，學校的物理空間與視覺環境本身就會傳遞語言價值，若校園中只強調部分語言，忽略少數學生的母語，可能無形中強化語言階層。因此，透過讓學生參與學習環境設計，並鼓勵使用影片、繪畫、數位工具等多元方式來表達，有助於營造更包容的多語學習環境。除了在學校，大眾媒體也常無意識地根據經濟價值來對語言進行分層，這種隱形的語言階層可能削弱多元文化政策下少數語言的合法性，如何呈現語言多樣性必須從挑戰這些偏見開始，重新定義每一種語言在社會與個人發展中的價值。

最後，在實務分享的方面，除了Mankola 學校專案分享之外，還有挪威南方城市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接收學校（Mottaksskolen）是如何在挪威的國家課程大綱下運作與生存。這所學校為新移民的小孩提供學習挪威語的過渡空間，雖然目標是學習挪威語，但也會鼓勵學生用母語表達與分享，不只是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更在於支持他們維持自身文化認同。

多語不只是「語言數量」

身為一名在台灣主修語言學的學生，我起初是抱著對多語主義這個主題的好奇心加入專案，雖然過程中曾因為語言溝通感到些許焦慮，但在與 Mankola的國中生的協作過程中，我看到了多語並不僅僅是指語言數量，而是一種打破階級的共創過程。傳統上對於多語主義的討論，大多聚焦在「會越多語言越好」，像是學習第二語言、第三語言等等，把重點放在語言的數量上。然而，在公民科學專案中，多語像是為學生打開新世界的門，並且成為溝通、協商與共同解決問題的橋樑，也改變了研究引導員或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只是在「教」與「學」，更是一起思考、一起修正的研究夥伴。從最初的選題討論，到陪伴國中生設計問卷與蒐集資料，芬蘭學生在研究中展現出的主動性與批判思考，也讓我重新檢視自己對教育與研究的想像。

在會議中的討論與分享，讓我看到多語不只是「語言數量」，它關乎社會福祉，聚焦在如何讓語言成為人提升能力的工具而不是強加的負擔，它也挑戰階層，多語意識被看見需透過消彌校園環境以及媒體中隱形的語言不平等，它甚至重塑認同，讓語言成為連結不同世代、不同文化的橋樑。在實地參訪挪威的接收學校後，我看到了多語並不僅僅是指語言數量，也是一種對多元身分的包容與尊重。特別是教師或學校的多語意識，可以讓學生在校園中找到歸屬感，並在支持性的環境下，有自信地展現自己的文化認同。

我很喜歡挪威教育中提到「集體的我們（collective we）」這個概念，是挪威從舊課綱中強調學生應該融入學校環境到新課綱開始轉向融合、協商與協作後出現的詞彙，希望讓每種語言都能在多元社會中找到自己的聲音，建立一個能讓不同語言與文化身分共存的社會。多語主義與教育情境、社會文化脈絡，甚至跟政治與身分認同都有關係，這並不僅僅是指語言數量，更是一場漫長的社會實踐。多語意識不僅是現代多元文化社會的必要價值，更需要「持續的努力、具體的執行與堅持」，即便這條路漫長且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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